“整个病房就像一个能吞噬所有人精力的黑洞。”
时隔一年，孙笑怡谈起父亲突发心梗住在CCU（冠心病监护病房）的情形，语气中仍带着沉重。
2025年4月，在沈阳工作的她突然接到丹东老家母亲的电话，称父亲胸痛剧烈，已经无法顺畅呼吸。她立刻驱车300多公里赶回，将父亲接到沈阳的医院接受心脏支架手术。术后，父亲被送进CCU，作为独生子女，她成了病床前唯一的陪护人。
清晨六点，天还没完全亮，孙笑怡已经起床赶往医院。六点半，她为父母订好早餐，紧接着开始记录父亲每天的血压、血糖和心率。随后，她一边在病床边处理工作，一边等待医生查房，抓紧时间沟通父亲的病情、出院安排和后续治疗要点。午后父亲休息，她订好晚餐，查看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，买好再回家。
这样的节奏，在父亲住院的一个月里，每天都持续着。陪护时，她只能自带一个小马扎，蜷在父亲床边，抽出平板电脑处理工作。作为一名销售，她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。
然而，无力感仍如影随形。一方面，她懊悔未能及早发现父亲的心脏问题，直到不得不做手术；另一方面，她必须在陪护的同时维持工作和收入，感到心力交瘁。“我不得不成为父母的主心骨”，那段日子，混杂着嘈杂、焦虑、疲惫，成为了孙笑怡作为独生子女深刻而孤独的“成人礼”。
一代人的焦虑
孙笑怡并非个例。据中国社科院统计，我国独生子女总量已超过两亿。在豆瓣“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”中，近十万名成员正彼此倾诉着相同的压力与焦虑。小组简介中写道：“80、90年代出生，集全家宠爱的独生子女，终于走到了需要供养父母的时候。”
中国正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到2025年末，60岁及以上人口达3.23亿，占比23%。而在2023至2032年间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大量步入75-84岁高龄阶段，失能照护需求显著上升。
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分离，子女不在父母身边生活已是常态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全国流动人口约为3.76亿人，跨省流动人口约为1.25亿。近60%的老年人处于“空巢”状态，要么独居，要么仅与配偶同住。家庭规模持续缩小，2020年平均每户仅2.62人，家庭的养老支持能力明显弱化。
“90后”养老护理员李雪艳所在的公司近年来已服务超过10万名老人，其中大部分是农村老人。据她观察，有70%以上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，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普遍。
“独生子女异地养老，不是少数家庭的问题，而成了一个普遍现象。”在李雪艳看来，对异地独生子女而言，如果父母出现失能失智问题，养老问题将从“常回家看看”变成“怎么专业又持久地照顾爸妈”。2021年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，我国约有11.6%的老年人生活自理困难。据测算，到2035年，失能老人将增至约4600万。
而照顾生病的父母，往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漫长战役。
“好的护工真的太重要了，相当于半个护士。”2025年春节刚过，邢笑园59岁的母亲在苏州被确诊为胃肠道间质瘤，急需手术。在母亲接受开腹手术前，她就意识到自己必须请一位护工。“我体重只有40公斤，父亲远在新疆老家，没办法一个人照顾62公斤的母亲。”
她事后深感这一决定的明智。那位护工经验丰富，细心负责，从记录引流液、协助翻身、监测输液，到喂饭、清洁身体……“这些事情太复杂又专业了，我肯定搞不定。”
即便有护工帮忙分担体力劳动，邢笑园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她时常陷入自责：“如果早知道是癌症，是不是该带她去上海治疗？结果会不会更好？”即使母亲已出院，她仍反复纠结当初留在苏州就医的决定是否正确。
然而，请护工也并非人人都顺利。孙笑怡在父亲住院时，先请了一位女护工，但父亲难以接受陌生女性照料；换为男护工后，又嫌对方不够细心。最终，她只能和母亲轮流承担起照顾的责任。
2024年夏天，李大花的父亲在退休旅行后持续咳嗽，检查发现“胸部占位”，她悄悄做了最坏的打算：清点存款，甚至考虑卖房。幸好手术成功，肿瘤是良性。
但她依然面临艰难平衡，“我没有请护工，父亲只有我一个孩子，不忍让他独自面对医院的夜晚。”那段时间，她每天早上送孩子去幼儿园，上午赶去上班，晚上再到医院陪护父亲。由于频繁请假，她遭到团队的质疑。最终，在父亲病情接近稳定时，她选择了离职创业，“作为独生女，崩溃是常态”。
制度短板
2025年3月，邢笑园母亲出院，但麻烦还未结束。
因其母参保地在新疆，而在苏州就医，办理“门慢特”或“双通道”报销，需要先完成新疆的医保备案。邢笑园多次联系新疆医保部门，“但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说法不太一样”，她只能自行查阅文件，确认母亲病种和所用药品是否在报销范围内。
此外，由于两地医保信息尚未实现共享，医药费报销流程复杂，缺乏线上办理渠道，全程需线下奔波，“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”。
她最终采取的报销方式是先自费垫付，再将相关材料邮寄至新疆参保地申请报销。虽然当地医保局在电话中表示可报销80%，但实际自付约14500元后，只报销了60%，“信息与执行结果之间不一样，让我感觉有点落差”。
据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观察，邢笑园的经历属于少数，虽然部分老年人在异地备案、电子化操作上仍面临一定门槛，但总体而言，我国当前异地就医政策已经较为便利。
“事实上，民众普遍反映的，不是手续上有多麻烦，而是各地医保待遇仍有差距。”据朱铭来介绍，少数地区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仍主要采用“就医地目录、参保地政策”的方式，即药品和诊疗项目遵循就医地标准，而起付线、报销比例等则按参保地政策执行。如果参保地保障水平较低，而老人在医疗费用较高的地区看病，就可能会面临“看得上病，却报得少”的现实。
在朱铭来看来，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9岁，老人的长期照护或许是更核心的焦虑。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，这也正是长期护理保险（简称“长护险”）要解决的问题。
长护险，主要为失能人群报销一定比例或额度的专业护理服务费用，包括机构护理和上门服务等。今年3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宣布，将用3年时间，将长护险制度从局部试点转向全国推行。
据李雪艳观察，对于退休金有限的老人而言，长护险能有效减轻家庭照护经济负担。她所在的成都，是长护险首批试点城市之一，“聘请全天护理员每月费用可能在5000至1万元，参保老人通过申请，每月可获得100多元至1800元不等的经济补贴，同时享受专业照护服务。”
不过，朱铭来表示，从“试点”走向“全国推行”，长护险还面临一些瓶颈。首先是筹资问题。“职工参保问题不大，但居民医保自愿参保的动力还不够。比如，让一个45岁的人为了‘将来失能’缴费，他觉得这事离自己太远了。”
此外，服务标准体系尚不完善。“医保制度经过20余年的建设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知识库、规则库、价格体系、集采制度。但长护险的服务标准、产品标准、定价机制基本还是从零开始建设，这套体系亟待完善。”
“如今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，并不是真正专业的‘养老护理员’”。李雪艳从大学开始学习养老护理，并考取了专业证书，“算是科班出身”。
据她介绍，不同于普通“洗衣做饭”的家政，专业老年护理需应对压疮处理、术后康复、喂食技巧、心电监护等更复杂的需求，经过专业培训、“持证上岗”的护理员方可胜任。而据《2025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》，当前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达550万，30岁以下护理员占比不足2%。
多方共担
归根结底，养老不仅是家庭的责任，更是全社会的课题。
在医疗保障方面，朱铭来指出，下一步应在保障医保基金可持续的基础上，朝着“更便利、更公平”的方向推进。“未来我们希望提高统筹层次、逐步拉平待遇水平，但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。”
今年4月，医疗保障法草案提请二审，明确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待遇标准由省级统一制定。“这是一个积极信号，意味着先解决省内的差异，让群众在本省范围内就医报销更加顺畅。”朱铭来说道。
对于备受关注的长护险，朱铭来表示，其跨省互认仍处于探索阶段。随着该制度向全国推广，下一步应重点推动失能评估标准统一、建立跨省互认机制并加强信息系统对接，减少因居住地与参保地分离带来的权益障碍。
在支持家庭照护方面，多地虽已探索护理假制度，但仍存在标准不一、落实困难等问题。朱铭来认为，更需要关注的是社区层面的支持体系。“当前许多家庭寻求护理服务时，往往依靠个人零散打听，未能形成产业化、规范化的服务链条。”
对此，天津等地的做法值得借鉴：推动养老机构“走出围墙”，将专业服务辐射至社区。当老人有需求时，由社区养老中心统一派单，服务不满意可以找社区投诉、换人。“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有监督、有反馈的管理体系，而不是让老百姓自己跟护理机构‘裸奔’对接。”
如何吸引更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投身养老护理行业，是决定体系成败的核心。朱铭来表示，这需要通过多维度的系统性改变，提升待遇与尊严是根本。
李雪艳注意到，成都养老护理员的月收入普遍在4000至6000元，“算中等水平，但和工作强度不成正比，加上一些职业刻板印象，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。”
因此，朱铭来建议，应为护理员提供稳定的五险一金、清晰的职业评级与晋升通道，以及定期培训。还可以创新激励机制，例如参考“服务积分”制度，让从业人员未来的养老需求能获得优先保障。
行业也需要健全的法律维权机制，既要保护老年人权益，也要保护护理员免受人身侵害或不公指责，为其营造安全、受尊重的从业环境。“我们真心对待老人，也需要被善待。”李雪艳感慨。
孙笑怡的父亲出院了，邢笑园的母亲也在逐渐康复，但未来的照护压力依然悬而未决。“我们要把亲情照护变成社会化照护，那些千里之外的焦虑才有可能被一点点化解。”朱铭来总结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