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，正将人机交互从“工具性使用”推向“关系性交往”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青年不仅用AI查资料、写文案，也开始向AI倾诉心事、寻求安慰，甚至与它建立起类似朋友或恋人的持续性情感联结。复旦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《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（2024）》显示，13.5%的受访青年网民会向AI虚拟人倾诉心事，这一比例已高于向父母亲人倾诉的10.4%。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333名受访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近半数受访青年会在压力大或孤独时选择虚拟陪伴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需要追问的问题不必停留于“青年是否在与机器谈情”，而是当情感回应可以由算法即时供给时，青年的情感关系和情感能力将经历怎样的重塑。
对此现象，简单地贴上“虚假”或“病态”的标签，既失之公允，也无助于把握其实质。青年之所以转向AI寻求慰藉，根源在于现实亲密关系日益呈现高成本、高风险的特征：学业与职业竞争挤压了交往时间，社会流动加剧了人际关系的原子化，而亲密关系中的误解、拒绝与伤害，又构成了难以回避的情感代价。相较之下，AI提供的是一种低成本、低风险且高度可控的情感回应——它始终在线、有求必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AI情感陪伴的升温，首先是现实情感供给不足的症候，而非单纯的技术诱惑。前述调研同样显示，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大学生会在情绪低落时主动向AI寻求安慰，62.7%的受访者会借助AI练习沟通技巧、缓解社交尴尬。对许多青年而言，AI更像是现实交往的“缓冲垫”和“练习场”。
然而，恰恰在“可控”这一最具吸引力之处，潜藏着最值得警惕的问题：青年所建立的，是一种“无他者的亲密”。哲学家韩炳哲在《爱欲之死》中指出，爱欲的真正对象是“他者”，即自我无法征服、无法完全占有的存在；一旦他者性被消除，爱便退化为自我的镜像与回声。AI伴侣恰恰被设计用于消除他者性——它没有独立的意志与需要，不会真正拒绝你，不会向你提出要求，也不会因你而受伤。它只是一面高度拟人的“回应之镜”，而非真实的他者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段伟文在讨论“人工亲密关系”时，以“主体—他者—世界”的参照三角阐明，人的社会情感正是在与真实他者和真实世界的互动中生成的。真正的亲密以主体间性为内核，意味着两个能够彼此惊讶、彼此失望，也彼此负责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。青年试图回避的那些摩擦与不确定，恰恰是关系之所以成为关系、自我之所以得以生长的条件。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早已揭示，人的本质“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；当情感联结被移置于人与“拟主体”之间，这一确证人之社会性的根本环节便被悄然抽空。
更深一层的风险，在于“情感的获得”对“情感能力养成”的悄然替代。AI可以高效供给情绪价值，却无法帮助青年培育在差异中沟通、在冲突中协商、在不确定中维系承诺的能力。发展心理学家杰弗里·阿内特的“成年初显期”理论表明，18岁至25岁前后正是自我同一性确立、亲密关系能力养成的关键阶段，青年的情绪调控与人际交往模式远未定型；倘若这一时期主要在无摩擦的“准关系”中度过，其结果可能是愈发难以适应现实中的亲密交往。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雪莉·特克尔在《群体性孤独》中早有警示：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向技术索取，却对彼此索取更少，技术所给予的不过是一种“无需承担友谊之责的陪伴幻觉”。这一警示正得到经验研究的印证——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与OpenAI于2025年联合发布的研究，包括一项近千人参与、为期四周的随机对照试验，发现与聊天机器人日均互动时间越长，使用者的孤独感与情感依赖越强，现实社交反而越少。与此同时，在资本逻辑驱动下，情感正被重新组织为可购买的服务与可循环的消费，呈现出社会学家伊娃·易洛思在《冷亲密》中所批判的“情感资本主义”图景：平台以“专属”“懂你”为卖点，把本应在主体间生成的情感联结，改写为契合商业闭环的交易。这正是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所批判的“异化”在情感领域的再现——情感原本是人确证自身、联结他人的实践活动，如今却作为外部商品反过来支配人、令人依附。
应当强调的是，审视AI情感陪伴的限度，并非主张以禁止为对策，而应着眼于引导，使其回归“补充”而非“替代”的位置。
第一，在社会层面，治本之策在于降低青年现实交往的成本与风险，营造青年友好的社会环境与公共空间，使真实的情感联结重新变得可及。持续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，拓展社区、社团与公共文化空间等“附近”的交往场景，应成为政策发力的重点。
第二，在个体层面，应着力培育青年的反思能力，使其清醒认识到AI终究是“拟主体”，可以借其纾解情绪，却不应任其挤占对现实关系的投入。学校与家庭也应将AI素养教育纳入日常，帮助青年理解算法陪伴的机制与边界。
第三，在治理层面，须警惕企业以“情感依赖”乃至成瘾设计牟利，尤其要为未成年人设置必要保护。从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防范未成年人“过度依赖或者沉迷”，到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出台、自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的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明确禁止“过度迎合用户、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，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”，并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，制度框架已初步成形，关键是让规则在情感陪伴场景中真正落地。
美国社交机器人Moxie因开发公司融资失败于2024年年底骤然停运，令一些与之建立了情感联结的儿童陷入失落与哀伤，有学者称之为商业逻辑主导下的“结构性情感不公正”。这一事件已然表明，将情感纽带托付于商业产品，本身就潜藏着难以由用户掌控的脆弱和风险。
说到底，AI能够“回应”，却无法作为真实的他者“在场”；能够提供一时慰藉，却无法帮助青年养成受用一生的情感能力。技术的限度，恰是人的实践的起点。对青年而言，重要的不是拒绝技术，而是带着从AI处获得的喘息，重新走向那个会拒绝你、也会拥抱你的真实世界。让青年的情感能力在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得到生长，使AI始终居于工具与补充的位置，而非沦为替代与牢笼。这既是对一项新技术的理性安顿，也是对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这一论断在智能时代的重新确认。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）